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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心柏　　 中美战略竞争在特朗普执政后获得了充实体现。与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差别，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挑战美国气力、利益和影响力的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宣告美国自冷战竣事以来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宣称要与中国开展全面战略竞争，重新塑造对华关系。

面临中国的迅猛生长，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思维相联合，催生了特朗普政府加剧对华竞争的行为。自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公布的《美国国家宁静战略》陈诉吹响对华战略竞争的军号后，美国对华竞争在经济、政治、外交、人文交流以及国际秩序等领域快速展开，其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前所未见。鉴于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的重点是在经济、地缘政治和政治领域，对这些领域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明白特朗普政府对于对华战略竞争的认知及其行为偏好。

　　 (一)经济竞争　　 特朗普政府国家宁静观的特点是“美国优先”“经济第一”，经济宁静被认为是国家宁静最重要的内容。《美国国家宁静战略》陈诉声称：“美国的繁荣与宁静受到了在更广泛的战略配景下的经济竞争的挑战。

”陈诉甚至将这些挑战称为“经济侵略”，强调美国“将不再对违规、作弊或经济侵略视而不见”。特朗普政府宣示，其应对经济竞争的目的是促进“自由、公正和互惠的经济关系”，“只有当国家间共享价值观并建设公正、互惠的关系，竞争才是良性的。

任何国家违反规则获取不公正的优势时，美国将接纳强制措施”。　　 中国被特朗普政府视为美国的头号经济竞争对手。《美国国家宁静战略》陈诉对中国的指责聚焦于所谓“不公正的商业往来”以及“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而在中美商业谈判中，美方提出的要求涵盖商业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掩护、非关税措施、服务业、农业和实施机制等广泛内容。

实际上，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竞争聚焦三个方面：一是商业和市场开放，希望迫使中国大幅增加对美商品采购、降低对美商业顺差，同时开放服务业特别是金融市场。二是阻挠中国的技术进步，放慢中国工业升级的程序。

如要求中方停止“强制”来华外企技术转让、更好地掩护知识产权，放弃实施“中国制造2025”计划，限制中国对美投资，阻断中美技术研发互助，强化对华技术出口控制，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等，其中最为极端的是对中国电信企业华为的全球围堵。三是试图改变中国的经济体制。

2017年10月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职位》陈诉称：“中国经济没有充实地以市场原则为基础运行，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国家与市场和私营部门的关系从基础上扭曲了中国经济。”美方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普遍指责集中在国家在经济运动中的主导作用、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职位以及不以市场原则设置资源的做法上，认为中国借此在同其他国家的经济竞争中获得不公正的优势职位。基于这一逻辑，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商业谈判中提出了大量涉及所谓“结构性问题”的严苛要求。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行为受到差别经济思维的影响。第一种是经济民族主义，它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崇尚单边主义和掩护主义，在对华政策上体现为重视降低商业逆差、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以缔造更多的就业时机，把加征关税作为实现目的的主要手段。

第二种是经济现实主义，它体贴的是确保经济来往不会增强对手至关重要的能力(特别是技术能力)，防止对手通过经贸联系缩小与己方的实力差距，因此在经贸关系中追求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体现在对华政策上，就是强化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严格审查中国对美投资、打压中美科技互助与人文交流、切断在高科技领域的中美供应链、通过迫使高科技制造业生产基地从中国迁出而重塑全球工业链等。

这一派的主张受到国家宁静界的支持。第三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它在全球化的情况中看待对外经济来往，主张根据多边(同时也是切合美国利益的)规则开展竞争与互助，钻营更多地进入外洋市场。在对华政策上，要求中方更多地开放市场(特别是服务业)、更好地掩护知识产权以及改善美资在华商业情况等。这三种差别的经济思维所导致的对华经济行为的配合之处在于诉苦中国市场开放水平不高、知识产权掩护不力，分歧点则在于：经济民族主义主要关注传统的商品商业，经济自由主义体贴扩大在华服务业市场份额，而经济现实主义则寻求中美在高技术和重要的基础技术领域脱钩，限制中美经贸联系。

就其所偏好的效果而言，前两者有可能导致美国在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业市场占有更大的份额，从而进一步扩大中美经贸联系，后者则会严重削弱中美经贸纽带。从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看，其试图在对华经济竞争中照顾上述差别经济思维的政策诉求，这使得中美博弈越发庞大化。　　 虽然特朗普对华经济竞争行为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对价值数以千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物加征关税，但影响最大、结果最严重的却是在技术领域。

特朗普政府在高科技和重要的基础技术领域对华“脱钩”以及对华为的打压正在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第一是对中国经济生长和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技术驱动，工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正处于关键阶段，而美国的技术限制与封锁势必会放慢中国技术进步和工业升级的历程，并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程序。第二是中美在科技领域的“脱钩”趋势。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互助与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同步，并随着中国革新开放的深入、全球化程序的加速而不停生长，成为全球工业链与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门。

然而，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对华“技术脱钩”行为使中美技术互助的势头严重受阻，迫使中方以更大刻意和更多资源投入关键焦点技术自主创新，中美“技术脱钩”的趋势正在生成，久远而言，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在高技术领域的渐行渐远。第三是“技术冷战”的发作和世界破裂为差别的技术应用阵营。美国对华“技术脱钩”和中国的自主创新可能导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开展一场“技术冷战”，这将加速隔绝中美两国的科技生态系统，并波及全球的技术供应链。以5G为代表的通信技术将沿着差别的技术门路、法例和尺度生长，以美国和那些在其压力下拒绝中国技术的国家为一方，以中国和那些接纳中国技术的国家为另一方，两个阵营泾渭明白、分道扬镳，全球化的世界沿着技术断层线走向破裂，这一断层线还可能会延伸到投资、商业甚至金融领域。

中美技术竞争由此发生广泛而深远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　　 (二)地缘政治竞争　　 基于世界回归大国竞争的判断，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竞争规模涵盖全球。《美国国家宁静战略》陈诉宣称，在印太地域，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扩大其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的势力规模，并以对它有利的方式改写地域秩序”；在西半球，“中国试图通过国家主导的投资和贷款将该地域拉入自己的阵营”；在非洲，中国正在扩大经济和军事存在，“中国通过腐蚀当地精英阶级、控制采矿业、让非洲国家受制于不行连续和不透明的债务和答应的做法，损害非洲的恒久生长”。

　　 印太地域是美国对华开展地缘政治竞争的重点。特朗普政府声称，印太地域日益面临一个“越发自信和武断的”中国，它愿意为了钻营“扩张性的政治、经济和宁静利益”而接受摩擦，是印太地域的“修正主义大国”。

为强化与中国的竞争，特朗普政府祭出了“印太战略”，该战略在推进对华竞争方面具有五个特点：第一，把太平洋和印度洋整合为一个一体相通的地缘政治观点，体现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域不停扩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关注。第二，强调中美两国在印太地域的竞争是两种差别的秩序愿景的竞争。美国将其印太战略的内在界定为“自由”和“开放”。

所谓“自由”，是指该地域国家不受他国胁迫，而且能在本国海内维护自由民主体制，公民享有基本的权力和自由；所谓“开放”，强调的是印太地域海上交通线以及商业和投资的开放性，尤其是南海不被任何国家控制，能够宁静解决领土和海洋争端。这些表述显着具有针对中国的意涵。第三，把印度纳入美国地域战略构想，借助印度平衡和制约中国。

第四，在宁静层面，以美、日、印、澳四国之间的宁静互助(包罗美日印、美日澳等三边互助)为主，以这四国与印太地域其他国家的宁静互助(如“印太海上宁静倡议”)为辅，旨在平衡中国海上气力的快速增长，牵制中国在西太平洋及北印度洋的海上军事运动。第五，在经济层面，阻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印太战略”的经济倡议，投入资金支持印太地域相关国家生长数字经济和网络宁静、能源和基础设施。

2018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制作法案(BUILD Act)”经特朗普签署生效。该法案整合了美国国际开发署下属的相关部门，在原外洋私人投资公司主体基础上建立美国国际生长金融公司(USIDEF)，将美国全球基建项目融资规模增加至600亿美元。美国接纳的这一重要举措旨在与中国开展竞争，正如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所称，美国重组国际生长与融资项目，以为某些国家提供“公正透明的选择，以替代中国债务陷阱外交”。

美国还与日本、澳大利亚建设印太基础设施建设同伴关系，配合出资支持当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如此，美国还以种种方式抹黑“一带一路”倡议，放肆宣扬其所蕴含的经济、政治、宁静和技术风险，通过引诱与施压两手并用企图使相关国家拒绝或疏远中国的资金和项目。　　 南海是“印太战略”的重点关注。

特朗普政府认为奥巴马政府对华软弱，未能有效阻止中国在南海的“扩张”行动，因此美国应接纳更强有力的措施。美国政府首先通过舆论战抹黑中国、发动盟友和为美国的行动张目，指责中国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危害自由商业，威胁其他国家主权，破坏地域稳定”，歪曲中国的最终意图是控制整个南海。为到达增加中国南海行为的成本、阻止中国进一步牢固其在南海职位的目的，特朗普政府接纳了一系列军事和外交手段。

美军显著提升其在南水师事行动的频率和强度，在南海开展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和举行的军事演习变得更具挑衅性、针对性和威慑性。美国还向南海派出了海岸警卫队船只，并威胁要以军舰身份看待中国在南海的民兵船只。

特朗普政府更直接向中方施压，要求中方撤出在南海岛礁的导弹部署。2019年3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Pompeo)在会见菲律宾时表现《美菲配合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这一亮相标志着美国相关政策的重大变化，也袒露了美国要更深地介入南海问题的意图。

此外，美国还努力发动盟友和同伴介入南海问题，2018年以来日、澳、英、法等国先后派军舰赴南海运动。2019年5月，美国、日本、印度和菲律宾四国军舰在南海海域编队航行，并开展团结演习。　　 台湾问题在“印太战略”中占有突出职位。

特朗普政府极为重视“台湾牌”的战略和战术价值。在国会和行政政府内部亲台势力的勉力推动下，特朗普政府通过立法、军事和外交等手段加大对台湾政府的支持力度。

2018年3月，特朗普签署经国会通过的“与台湾来往法案(Taiwan Travel Act)”，为提升与台湾政府的关系大开利便之门。双方高层往来频繁，军事互助也有实质性突破。

2019年8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台出售66架F-16V战斗机，总价值88亿美元，是美国对台军售史上金额最大的一笔生意业务，也是时隔27年后台湾地域第一次从美国购得新型战斗机。美国对台军售模式也泛起重大调整，如允许技术转移、勉励商售、聚焦差池称作战武器等。双方军事来往日趋热络，层级不停提高。

美国还使用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水师科研船只停靠台湾岛等形式来展现对台湾政府的支持。在国际层面，特朗普政府也加大了对台湾政府的支持力度，如出于对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和巴拿马三国与台湾地域隔离“邦交关系”、与中国大陆建交不满，召回美国驻三国的大使或暂时代庖，并向台湾地域在拉美与加勒比地域的其他“邦交国”施压，防止它们效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5月，经美方同意台湾地域驻美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CCNAA)”更名为“台湾美国是务委员会(TCUSA)”，将“台湾”与“美国”并列，旨在凸显“台湾”的政治身份。

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印太战略陈诉》果然把台湾地域称作“国家”，事后美方并无纠错之举。这些迹象显示，特朗普政府试图突破“一其中国”的红线，使“一中一台”成为美国对台政策的新模式。　　 特朗普政府在印太地域开展对华战略竞争的视野还投向了太平洋岛国。

由于该地域关系到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和海上战略通道利益，奥巴马政府在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历程中重新认识和定位太平洋岛国的重要性。随着中国与这些岛国经贸联系的扩大，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太平洋岛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后，特朗普政府越来越对中国在该地域不停扩大的存在和影响力感应不安。2019年5月，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来自帕劳、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等三国的向导人，并揭晓团结声明“配合确认其对一个自由、开放和繁荣的印太地域的兴趣”。

2019年8月，蓬佩奥会见南太岛国，声称美国增强与它们的关系有助于反抗中国“以威权主义”姿态重塑岛国地域国界，试图说服这些国家淘汰甚至停止与中国的互利互助。特朗普政府还发动澳大利亚、日本等友邦增强与太平洋岛国的联系，与美国一道停止中国在该地域的影响。

　　 美国对华地缘政治竞争还延伸到非洲、拉美等印太之外的地域。2018年3月，时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Tillerson)在其上任后的首次非洲之行中，凡所到之处都在警告非洲国家要警惕来自中国的贷款，以免失去对本国基础设施和资源的控制，甚至“损害国家主权”。2018年年底，特朗普政府推出所谓“非洲新战略”，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矛头瞄准中非关系，企图使非洲国家在经济上疏远中国，在政治上拥抱西方模式，在军事上警惕与中国的互助。

面临近年来中国在恒久被视为“美国后院”的拉美与加勒比地域投资和商业的快速增长以及中拉关系的生长，特朗普政府深感不安。2018年10月，彭斯在演讲中公然指责中国支持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并通过向某些答应看护中国战略利益的政党和候选人提供直接支持来影响一些国家的政治。同月，蓬佩奥会见巴拿马期间警告巴方要审慎处置惩罚与中国的商务关系。

2019年4月，蓬佩奥在会见智利时宣称，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具有“腐蚀性”，会“滋生糜烂并侵蚀民主与秩序”。特朗普政府还通过“美洲增长”倡议推动美国企业到场拉美与加勒比地域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竞争。抵制中国不停扩大的存在和影响力、牵制中拉关系的生长业已成为美国拉美外交的重点。

此外，从劝阻以色列扩大与中国的经济与科技互助到试图阻止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对华地缘政治竞争的狼烟还伸张至中东和欧洲。中美地缘政治角逐已然具有全球性。　　 (三)政治竞争　　 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是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门。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重视与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一方面是出于发动海内政治支持的需要。正如范亚伦(Aaron L.Friedberg)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政府需要部门地未来自中国的挑战塑造成意识形态上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虽然重要，但从历史上看，那些能够感动和激励美国人民的是让他们认识到，维系其制度的原则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强化对华政治竞争也是美国对中国海内政治变化的反映。通过接触来推动中国政治的“自由化”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然而中国政治的演进使得美国政治精英发现这一目的越来越难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美国在政治上改变中国之理想的彻底破灭。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竞争的手段主要包罗三个方面：一是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海内政策，声称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本质上是“赞成专制体制者和赞成自由社会者之间的政治竞争”。特朗普政府还试图将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割裂开来，公然表现其针对的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而非中国人民。二是指责中国向其他国家“扩展政治影响力”，尤其是推广其“威权体制”中的某些做法，如糜烂、使用监视手段等。

三是放肆污蔑、炒作所谓中国对美国的“政治渗透”。2018年10月，彭斯在对华政策演讲中断言：“北京正在以全政府方式，使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以及宣传手段，来促进其在美国的影响力和利益目的。”彭斯声称，中国对美渗透的目的广泛，包罗商界、影视界、大学、智库、学者、记者以及地方、州和联邦政府官员。

为了应对中国对美国政治和政策的“邪恶的影响力和干预”，彭斯呼吁美国商界要拒绝向中方交出知识产权或助长“北京的压制行为”，美国新闻界要揭破中国的“渗透”和“干预”，美国学术界要拒绝来自中国的资助，美国社会要提高对华警惕。为了应对所谓来自中国的“渗透”，2018年9月，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和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在美分支机构凭据《外国署理人挂号法》挂号为“外国署理人”，这将使其在美国的新闻报道运动受到更多限制。

2020年2月，美国国务院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5家中国媒体隶属中国政府并受后者控制为捏词，将其在美分支机构作为“外国使团”列管，要求它们以后凭据相关划定处置惩罚在美境内的人员和不动产事宜。在美国国会和行政政府的压力之下，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宣布竣事与孔子学院项目的互助。一些媒体和智库也跟风炒作。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团结公布《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陈诉，指责中国“在努力渗透如美籍华人群体、中国在美留学生、美国公民社会组织、学术机构、智库以及媒体”，这些行为提升了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威胁着美国的焦点价值，破坏了美国的民主历程。冷战时代一度活跃的以宣扬强硬敷衍苏联为宗旨的“当前危险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悄然复生，这次的使命则是向美国民众兜销“中国威胁”。特朗普政府、国会以及政府外守旧势力的联手炒作使得美国社会迅速弥漫着浓重的反华情绪，美国对华妖魔化的倾向凌驾了中美建交以来的任何时期，“红色恐慌”正在重塑美国政治中心。　　 归纳综合而言，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对华竞争战略具有四个特点。

第一是全面性和“全政府”行为特征。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主要体现在军事以及亚太地缘政治上，而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则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和国际秩序等领域全面展开。全面竞争的推进需要“全政府”气力的配合。2018年1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陈诉提要》称，“一项恒久的战略竞争需要精密联合国家气力的多种要素———外交、信息、经济、金融、情报、执法和军事”。

纵观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实践，经济、外交、宁静和执法等部门精密配合、协调行动，这对一向被认为内部协调能力差的特朗普政府来说实属稀有。第二是竞争的“恶性”或反抗性。只管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宁静战略》陈诉称，“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对，也纷歧定会导致冲突”，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看法已远远超出了“竞争对手”的内在，越来越具有鲜明的“对手”意味，对中美竞争性质的认知带有显著的零和色彩，特朗普团队内部的鹰派体现出要“处罚”中国、令中国投降甚至瓦解的强烈激动，其对华竞争行为中打压、反抗、停止、“脱钩”等举措也弥漫着浓重的冷战气息。

不仅如此，虽然一般而言国家间的竞争关系并不清除须要的互助，但特朗普政府对与中国互助持消极甚至反感的态度，两国关系中互助的空间急剧萎缩，这正是美国对华恶性竞争的外溢效应。第三是以经济为重点。特朗普政府信奉“经济宁静即国家宁静”，在大国竞争中尤其注重经济利益和经济实力的争夺，对华竞争从商业入手，以高科技为焦点，旨在阻遏中国在焦点竞争力上的进步。

以经济为主的对华竞争战略是特朗普政府国家宁静观的反映，也是当下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第四是竞争越来越关乎海内制度与国际秩序。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基于利益思量要挑战中国的经济体制，基于价值观思量要挑战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如此，美国政府相信，中国的快速生长给美国带来的不仅是气力与利益之争，亦是国际制度与秩序之争。《美国国家宁静战略》陈诉断言：“中国和俄罗斯意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南辕北辙的世界……试图凭据它们的利益改变国际秩序。”政治制度之争和国际秩序之争使恰当下的中美竞争散发出某种冷战气息。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强化在很大水平上重塑了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也正在对中美关系发生着重大和深远的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凸显一方面是在中美气力对比变化和两国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大配景下发生的，在这个意义上竞争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竞争的力度和方式又与特朗普团队偏激的理念和强势、极端的行事气势派头密切相关，这是竞争的主观性的体现。由此可见，这个阶段的中美竞争虽然有其历史一定性，却又深深地打上了特朗普的烙印。

　　 面临特朗普政府将竞争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鼎力大举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做法，中国通过适应、引导、调整等方式予以应对。首先，正视竞争的现实。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现，中美之间在开展互助的同时，也会泛起一些竞争，这是国际关系的正常现象。

中美竞争和分歧从来都存在。其次，强调要开展具有“努力意义”的竞争、切合规则的竞争和良性竞争，要摒弃竞争中的零和思维。

更重要的是，中国差别意把竞争作为中美关系的基调，而是主张以协调、互助、稳定为基调，“一味放大竞争，就会挤压互助的空间。聚焦扩大互助，才切合中美配合利益，也是两国对世界负担的责任”。最后，面临中美竞争加剧的现实和战略竞争恒久化的可能，中方也在经贸、科技、外交、宁静、政治和人文等领域努力结构，以有效应对来自美方的挑战，更好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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